这些年，好多大学都在超常规、跨越式发展，这种发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，但我们是否应该审视一下，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？今后是否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型？在转型的过程中最需要寻求什么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，中国重点大学缺少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、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等等，这是众多大学追求的东西，但不是制约中国大学奔向世界一流的最关键因素。其实，现在更需要追寻文明。大学应该引领社会文明，提升大学自身的文明程度，这是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大学的重要任务。

也许现实环境逼着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，热闹在某些指标的躁动里，陶醉在一堆数据的狂欢中。大学一个劲地追求文章、科研经费、奖励等的同时，是否真正记得教育的宗旨是什么？即使偶尔也强调一下育人是根本，但是否真正地践行着教育的宗旨？就算很多人认识到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，但我们对培养人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。我们只是强调把学生培养成社会建设的工具，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不够。教育应该让学生自由发展，应该让学生更好地“成为人”，这才是人的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教育。我们一向重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，但实际上大学中存在严重的道德教育困境；我们重视了意识形态的教育，却忽视了必要的公民意识教育。如果不少学生缺失公民意识、责任感，教育能说是很文明的吗？

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师，尤其是优秀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大了。的确，在世界一流大学里，教师的优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水平上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讲台，甚至还得专门留有与学生交流的办公时间。反观我们的一流教师，大学或者院系为了让他们多出“成果”，让他们很少甚至不讲课。国外的大学教授授课时常与学生互动，而我们的很多教师，实际上把学生当成学习生产线上的产品或零件，或者说把学生当成学习的机器，他教什么，学生学什么。这种教育方式文明吗？

世界上的一流大学，无一例外地强调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。

2003年，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·笛格诺瓦抨击美国入侵伊拉克，103位众议员联署要求哥大校长李·柏林杰开除尼古拉斯。但柏林杰虽然对尼古拉斯言论强烈不满，却没有辞退他。柏林杰认为：“在任何大学内，没有什么比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更加可贵。”

1952年，艾森豪威尔将军任哥大校长时，参加学校教授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。他为有机会见大学的“雇员们”表示万分荣幸时，突然，I.I.拉比教授（后得到诺奖）站起来说：“先生，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‘雇员’。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。”

独立自由之精神是大学的灵魂。当现实环境使得某些中国大学的领导、教授们，为了利益在政府官员面前唯唯诺诺，甚至不惜以原则为交易时，大学之魂也就随之丧失。

约200年前，洪堡就倡导科学研究与教学合一。此后，研究就成为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任务，也是水平的重要体现。今天中国大学都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大学的研究中，科学与求是精神还是少了一点。大环境的因素（官员对研究资源的掌控，官员们的急功近利，收入分配问题等）使得教授们做研究的驱动力，主要来自功利。争取项目时“有奶便是娘”，做项目时，想着如何能得奖。残酷的现实使得研究者花很多精力去走关系。于是，研究活动及成果的评价中大大地增加了非学术因素。这其实是对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腐蚀。这种现象即使在中国的重点大学里也颇为普遍。更有甚者，有少数教授采取洗钱的方式，套取甚至贪污国家科研经费。虽说这种现象只是出现在少数教授身上，但毕竟在很多大学中并不鲜见，说明我们的大学离文明还很远。

当然，大学中各种文明，其实都要归结于人的文明。大学中人的文明，首先应该体现在教育者的良心。当教育者真正怀着对生命的敬畏，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尊重为师从教时，教育的文明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。然而，现实中大学不少教师，存在严重的功利化倾向，功利化又导致部分教师身上存在某种江湖气。讲功名利益，不讲教育理想；讲交易，不讲原则；讲个人发展，不讲格调；讲圈子，不讲协同。这种现象不仅是缺少对学生的尊重，也缺少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尊重。

管理上，中国大学也存在文明缺失。本来制度就不健全，再加上国人灵活变通的特色，有些制度在权威人士面前，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此外，大学的行政化问题，早已引起社会的诘难。很多学者要谋一个“长”，这文明吗？中国大学今后是不是更应该追寻文明？政府又如何给大学更好的追寻文明的环境呢？ 李培根